振兴民族文化,再建《诗》学丰碑

――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殷光熹

一

2004年8月3日一8月9日，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承德避暑山庄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区和台湾者60人，来自中国内地者132人。河北省、承德市及河北大学的有关领导也亲临大会祝贺。

会长夏传才教授在开幕词中回顾了中国诗经学会成立十一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学会团结了国内外一大批学者，建立了世界联系网络。学会现有会员近四百人，分布于全国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香港特区，还设有台湾名誉会员和顾问。学会与国外一些学者保持着文化交流关系;中外学者互访，其中仅我方学者出访、讲学和参会者达40多人次；又与日本、韩国的诗经学会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学会成立以来召开了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者达1400多人次。每次会议均出版了论文集，前五集共收论文474篇(第六集也即将出版)。由会长夏传才、副会长董治安主编，经两岸三地通力合作，历时十年完成的大型丛书《诗经要籍集成》，巳于2003年出版。丛书收汉代至民国初要籍144种，16开本，42册，全文影印并撰写了提要(拟再出续编)。发行看好。由河北师大教师用七年时间完成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文献目录》已于2001年出版。由副会长褚斌杰、赵沛霖组织专家完成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论文选编、名著提要，也将近期交出版社。学会还创办了学术会刊《诗经研究丛刊》，至今已出七辑，发表论文166篇。学会每年出四期《会务通讯》(内部交流)，颇受学界青睐，某出版社打算将其合集出版单行本，作为学术史料。为将中青年学者推到学术研究前台，学会非常重视学术队伍的年轻化，积极吸收年轻学者入会，协助他们写好文章，帮助他们发表论著，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创造条件；学会有意推举后起之秀进入领导班子；还专门组织了两次学术研究成果评奖活动(老专家不申报参评)，共有90种著作和论文获奖。奖品等费用由著名诗人、学者、企业家周颖南(新加坡)先生资助。前年和近期，学会还与河间市政府、晋城市委商定后，邀请海内外学者多人到河间、晋城两地考察文化古迹。学会又与河北省诗词协会主办了第十七届中华诗词研讨会。学会每届年会期间均要组织一次咏诗晚会。最后，夏会长在报告中谈到当前《诗经》研究转型期特征的同时，强调了《诗经》研究适应世界文化潮流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互补性。提倡多学科、综合性研究，鼓励创新，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但这些都是在研究《诗经》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诗经》文本，除在传统方法上多下功夫外，还要真正做到合理运用当代各学科的新成果来进行研究。谈到学会下一阶段工作时，他提出要将编纂《诗经三百篇资料长编》、《诗经学大词典》当作《诗经》基本建设工程来做(某出版社表示乐意出版这套书)。总之，听了夏会长的开幕词，全体与会学者表示首肯，倍受鼓舞。会议期间，学者们宣读各人的论文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切磋，交流成果，受益匪浅。

二

大会收到论文一百二十余篇，可谓硕果累累。从总体上看，体现了当代诗经学转型期的一些特点，正像夏会长所说：“即多元的、全方位的、多层面、多角度、多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

有些论文就研究《诗经》的现代意义和新方向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林中明(美国)说：“让‘旧经典’变成‘活智慧’。”即通过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开发、扩大和深化学术领域，“甚而应用到企业管理和科技创新上去”。同时，“它还是一部区域代表性广阔并且重视基本人性的诗文集……能真诚对人对己，艺术和科学自然发达。近年来国际强权倡导‘文明冲突论’的不可避免，所以要先发制人，平白惹出许多不必要的混乱，所以我认为二十一世纪更应该讲人性基本感情之‘同’，而不是强调人为单极主义下宗教的‘异’。研究《诗经》里的‘人本思想’，对世界和平的企望，应该会更有信心。”宋昌基(韩国)的《〈诗经〉的研究方向》一文说，为了配合二十一世纪需要而提出了《诗经》研究的五个“方向”，与之相应又拟就了五个“主题”：“其一，礼赞自然――自觉人生存在意义。其二，颂扬人生――评价生之意义及功业。其三，教化人生――学习仁义正路。其四，享受乐趣――美化生活，自适安慰。其五，寻求理想――提?{人生意义与价值。”徐儒宗、杨玉华的《〈诗经〉在当代诗词创作中的指导意义》，提倡继承和发扬《诗经》中的“风”“雅”传统，即抒发个人生活感受和针砭社会现实乃是诗歌创作中两项最有价值、最有生命力的基本内容。就当前诗界创作情况看，“‘颂’与‘酬唱’二体之充斥诗坛，‘风’‘雅’ 二体之极度衰微，大概就是当前诗界的一大积弊，也是诗之不能深入人心，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的症结所在。”余纯卿(台湾)的《台湾诗经研究向下扎根的展望》，就“台湾读(诗)经潮”作了探讨，“期待能为个人及同好者，在往后经典扎根的工作上厘清方向，做进一步垫底的扎实功夫。”

有些论文则以考据见长，分别对《诗经》中的某些问题进行考论，有所发明。杨合鸣的《〈诗经〉大武舞组诗考辨》认为，《酌》、《武》、《般》、《赉》、《桓》是《大武舞》的组诗，具有很?{的史料价值。其他如刘毓庆、郭万金的《子夏作〈诗大序〉说补正》、张启成的《论〈毛诗序〉非一人一时之作》、邵炳军的《〈鲁颂・??宫〉之作者、诗旨、作时补正》、何昆益的《〈大雅・生民〉疑例析论》、萧东海的《〈大雅・生民〉前三章神话解读》、赵大威、李正芳的《〈周南・关雎〉是求贤诗新证》、王晓平的《日本古抄本〈诗经〉研究文献考》等篇，都各有“亮点”可观。

从开拓古典文学领域的前景看，“文学考古”确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一些学者正从这方面努力，下了不少功夫，写出一些较有新意和说服力的论文，如廖群的《考古释“鱼”》一文，参照文物图像中提供的信息资料，对《诗经》中的礼俗诗进行研究。有些学者则从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同《毛诗序》作了比较研究，看出二者不同之处。如王洲明的《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潘啸龙的《〈何人斯〉之本义与〈孔子诗论〉的评述》二文中就有这方面的收获。这些利用出土文物资料或考古成果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做法，既可弥补古籍文献资料不足之缺憾，又可验证书面文献的真实性，而且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或收获。

数量较多的论文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对《诗经》中的某些问题进行探讨，如吴少达(美国)的《从河洛语看〈诗经〉》、林叶莲(台湾)的《从〈诗经〉探讨闽南语存古的现象》、谢耀基(香港)的《〈诗经〉量词的运用》、大野圭介(日本)的《论〈诗经〉中的“瞻”与“望”》、赵爱武的《象声词：从〈诗经〉到元曲》、肖甫春的《〈诗经〉与“雅言”》、黄震云的《论〈诗经・魏风〉的声韵艺术》……皆属此类，其间不乏个人独到见解。

有从文艺学的角度探讨《诗经》的成就、地位和艺术经验等，如陈一平的《〈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自觉》认为，《诗经》是华夏古歌之集成、古代诗艺之典范、中国诗论之肇始，已经实现了中国诗歌的“伟大自觉”，并指出其若干特点。王许林的《〈诗经〉爱情诗的类型研究》，将《诗经》中的爱情诗归纳为五种类型：“一见钟情型”、“忠贞不渝型”、“相思苦恋型”、“思妇哀怨型”和“棒打鸾鸯型”。郑杰文的《周秦汉人的〈诗〉学观与上古〈诗〉学系统》，通过文献考察后认为：“西周以至春秋中期通行的是‘以《诗》为史’的《诗》学观，自春秋后期至西汉，‘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种《诗》学观并行，因而在流传中也存在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教’两大《诗》学系统。”其他如江立中的《〈诗经〉被尊为“经”的得与失》、徐志啸《论〈诗经〉的社会功用及其多种价值》等篇，都是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论文。

有从美学角度选取《诗经》作品中某种描写对象或现象进行审美，如金荣权的《论〈诗经〉时代的品貌审美》认为，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南北文化的差异，因而形成审美标准不同和多样的审美追求。叶志衡的《论〈诗经〉时代的美男美女观》，从作品切入，结合《诗经》时代的文化背景，分析了美男美女观形成的原因。

有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考论《诗经》作品和评议《诗经》研究现状的，如赵沛霖的《二十世纪〈诗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一文，回顾了二十世纪《诗经》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历程，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其他如王建堂的《〈诗经〉与卜筮文化》、樊树云的《〈诗经〉与酒文化》、张树国的《祝与〈诗经〉中的祝辞》、王巍的《试论〈诗经〉飨燕礼仪习俗》、王精明的《〈诗・秦风〉中的马意象及其文化精神》等文，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

有从经济学理论视角考察古代诗歌艺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赵敏俐在《略论〈诗经〉乐歌的生产消费与配乐问题》一文中，将古代歌诗艺术生产方式分为自娱制、寄食制(为主)和卖艺制三类，与之相应的消费方式也有三种：自娱式、特权式(为主)、平民式。这对于扩展人们的研究思路是有启迪作用的。

有专门选取《诗经》研究中不大被人注意的作品，进行“一网打尽”式的系统性考察研究，如殷光熹的《〈诗经〉中的田猎诗》，在揭示其思想意义、艺术魅力和史料价值的同时，又与周代的田猎文化进行互参，使二者相得益彰。文中论及周人的自然生态意识，对于今人也有教育、启迪作用。孟庆茹的《试论〈诗经〉中的隐逸诗歌》，对《诗经》时代隐逸的社会背景、隐逸诗蕴涵的文化精神和审美价值等作了较深刻的论述。

有着重从《诗经》的传播和影响进行探讨的，如张德苏的《从引诗看〈诗经〉地位与作用的变化》、龙文玲的《西汉帝王与〈诗经〉在西汉的传播》、张静环的《王充〈论衡〉引〈诗〉研究》、何慎怡的《杜诗引〈诗〉考》等篇都从不同的侧面论证了《诗经》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还有一些《诗经》研究史方面的论文，其内容从汉代至现当代的一些名家名著均有涉及，诸如王充、苏辙、朱熹、郝敬、王夫之、戴震、陈继揆、惠栋、崔述、刘师培、白川静(日本)、公木等人及其著作。牟玉亭的《毛泽东与〈诗经〉》一文说：“毛泽东是毛苌的后裔，是‘传经世家’。”又说《诗经》是毛泽东幼年时必读的启蒙读本，在《讲堂录》中还有他学习《七月》诗的笔记。一些书信、谈话稿中也常引用《诗经》和对《诗经》进行评论。作者认为，在诗词创作方面，毛泽东又是杰出的诗人，是继《诗经》以来古典诗歌艺术的典范，值得当代诗人好好学习。

有些论文则以外国某种理论为基础，对《诗经》等著作中的某些作品进行考察研究，如刘明仁等提交的《〈诗经〉等古籍(中之)中国古代居住文化的现代解读》一文，就以英国“功能学派”的“需要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古代的择居方式、聚落和迁徙、择居与择居术等居住文化作了解读，其中又将《公刘》、《绵》等诗作为《诗经》中最典型的择居诗。文中还用古公??父由豳迁岐的史实来印证“文化涵化理论”。作者认为，《诗经》择居诗中的一些择居原则和方法，对于今天迁徙贫困移民、科学规划城镇、房地产建设均有指导、借鉴和启迪意义。蔡若莲(香港)的《从现代叙事学角度看〈国风〉中弃妇诗的叙事特点》，也是对“洋为中用”的一种尝试。还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诗经》的，如白承锡(韩国)的《〈诗经〉之心理描写》即是。

总之，这次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较高，多有创新，其中不乏上乘之作、闪光之点、惊人之语。从与会者的反映看，会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推动现代诗经学的向前发展，振兴和繁荣民族文化，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与会专家、学者，都觉得不虚此行，感触良多，以致情不自禁地在烟雨楼的咏诗晚会上有机会释放出来，纷纷作诗吟诵，各抒其怀，欣喜之余，不免有聚散匆匆之感。令人欣慰而难忘的是，夏会长在大会报告结束时已经预先作了生动的描述、诚挚的答谢和美好的祝福。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这位慈祥的老专家顺口吟诵了《诗经・小雅・鹿鸣》诗中的句子：“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真是声声入耳，韵味深长!直至会议圆满结束后，其诗的袅袭余音还在耳边回旋，在归程中一路伴随着人们。

原载《诗经研究丛刊（第八辑）》第352―359页